首页跟一个年轻的女记者聊了几分钟之后，毕肖普发现她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“老古董”，好作为激烈的女权主义者的对立面……“最后我问她到底读过我的诗没有，好像她只读过一首”——女诗人向《巴黎评论》的访谈者抱怨，“我说我不相信诗能成为宣传工具”，结果，见报就变成了“毕肖普女士不相信诗歌能够传达诗人的个人哲学”……
接受采访是件很危险的事，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在采访者笔下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更无法确定读者看到这些采访后，会做怎样的解读——更多时候，是误读。作家对此深恶痛绝，他们心怀芥蒂，想要避开陷阱。
不过，话说回来，谁没些猎奇心呢？人们对作家个人生活的关心，往往超过作品本身。我就没有认真读过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，可这无妨我“八卦”他和阿伦特的恋情。萨特和波伏娃就更不用说了，他们的爱情故事肯定比著作有更多拥趸。凡人如此俗气，不可救药，作家们“请关心我的作品，而不是我这个人”的大声呼喊，显得气若游丝。
改变芸芸众生（包括大众传媒）没那么容易，不如躲避。“不（爱）接受采访”于是成了作家的特性。我倒觉得，没多少人真的愿意“孤独”地生活在作品中，他们的躲避往往出于骄傲和无奈——不屑与无知者交谈，倘或真遇到“知己”或旗鼓相当的“对手”，一定彻夜长谈，惺惺相惜。
某种意义上，《巴黎评论》的“作家访谈”很“懂”作家。“懂”的含义不仅是欣赏，更有挑战甚至刺痛。你和一个洞察你作品、乃至内心的人对话，“它”像一个魔法师，吸引你靠近，让你无处可逃，最终不得不坦露心声。
埃莱娜·费兰特就没逃得掉，尽管她躲过了无数读者和媒体的追寻。《我的天才女友》畅销世界，作者却远离尘世，面目模糊，人们生出各种猜测：一个假借女人之名的男人，一对夫妻，还是几个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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