邱华栋:小说最大的魅力 在于一次次釉变

2022-02-21 07:25:01

来源:北京青年报

去年年底以来,作家邱华栋的新作《哈瓦那波浪》登上多个文学好书榜,受到读者青睐。不得不说,邱华栋是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,近两年他相继出版几部不同风格的作品,其中2020年底出版的《北京传》,到现在已经印了五次,在疫情下能卖几万册,可以说算是很畅销了。

冬日的一个上午,邱华栋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独家访谈,聊了聊他写作的那些事。他说话语速稍快,且记忆力惊人。三千年的北京城历史和三十多年的个人写作经历,被他娓娓道来,在急速穿梭的历史与现实之间,体会到他游侠般的“好身手”,以及探险家般的信念。

窗外的阳光带来温暖,也给这番对话涂抹了色彩,眼前似乎出现了巍峨的雪山、浩瀚的大海……

人物简介

邱华栋,当代著名作家,1969年生于新疆,祖籍河南。现供职于中国作协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夜晚的诺言》《白昼的喘息》《正午的供词》《花儿与黎明》《教授的黄昏》《单筒望远镜》《骑飞鱼的人》《贾奈达之城》《时间的囚徒》等12部,中篇小说《手上的星光》《环境戏剧人》等32部,系列短篇小说《社区人》《时装人》等180多篇。共出版有小说、电影和建筑评论集、散文随笔集、游记、诗集等各类单行本100多种。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日文、韩文、英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、法文和越南文。

我关心的是,在生活的缺失下如何获得勇气

记者:去年年底以来《哈瓦那波浪》频频上榜,有读者看了书里的故事,觉得怎么好像是你自己经历过一样?这本书写作的缘起是什么?

邱华栋:写这本书时我有个很深的体会,这20年,我在世界上哪个地方都碰到不少中国人,也遇到一些有趣的华人,他们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。比如有一个女作家说她去南极跑了一次马拉松。还有一个诗人说他登了全球的七大山峰,而且他追求的是“七加二”,还要去南极、北极点。看到中国人有这么多新活法,我就想把它写出来。

还有个内因,是缘于人生的体验。我觉得到了50岁,走着走着,同行的人突然就消失了。还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,何其悲伤。这些生活的变故造成巨大痛苦,常常要一个人、一个家庭去承受和化解。一听到这种消息,我心里就很难过,我就想他们还怎么生活呀?

实际上《哈瓦那波浪》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组故事,每个家庭,每个生活,都遇到不同难题。比如《望云而行》讲的是父亲带着失去母亲的女儿从中国出发,开车走过整个欧亚大陆,一直到西雅图,送她去上大学。一路上他们内心的创伤愈合在看云的种种经历中,父女也达成了和解。另一篇《唯有大海不悲伤》,讲一个失去了十岁儿子的父亲,怎么样通过自由潜水化解内心的悲伤,最终在大海里找到了生活的勇气。我特别喜欢这两篇,它是我们这些50岁中年人的内心冲动——虽然生活有很冷峻的一面,但我们还是得努力获得生命的意义。

在生活的缺失之下,怎么样到更广大的世界里去获得生活的勇气,是我最关心的。作为一个作家,小说是解答,也是一种自我疗愈。

记者:故事发生在世界各地,并且主人公有着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,是如何构思出来的?

邱华栋:我曾经喜欢看各种纸质地图,每到一处,一定要找到当地的地图。坐飞机,眼前的小屏幕常常被我设定成航路图,长途飞行途中随时看看飞到了哪里。因此,只要是我飞经的路途,航路下面经过的大地、山川、城市,我总是能够回忆起来,在我的记忆里成为内容丰富的路线。

我搜集的那些地图能够把我带到很远的地方,带到时间和历史的深处,让我发现、揣摩、想象那种时空交错的历史场景。

写这本小说集之前,我喜欢自己的几个地球仪,有三维的,还有能通体发亮的。地球仪在手,有一种“小小寰球,尽在手中”的踏实感。有时,我就想,我能写写这些地方的中国人的故事吗?我也爱看关于海洋的纪录片,比如《蓝色星球》《加拉帕戈斯群岛》等等,我都看了好几遍,常常是一边看,一边用文学语言去描述我看到的片段,这些都成为我写作的材料支撑。

我写小说,往住由一个很小的灵感或者细节延展开来。这九篇小说对我来说,每一篇的触发点都是一个很小的感觉、印象,逐渐被我的经验和想象扩展、填充成为一篇小说。我也觉得,作为一个作家,必须对读者尊重、友好和负责。我在构思的故事里增加一些知识、经验,比如潜水、登山,这就使小说带着新颖感,还有知识化的效果,小说也就变得有趣和好看起来。

记者:完成一部与以往不同风格的作品,有什么感受?

邱华栋:小说最大的魅力,就在于它的完成,是灵感和构思的一次次“釉变”。这九篇小说都变成了与最开始构想完全不一样的结果。这九个主人公,都有自己生活中的缺失和困难,也有着强大的生存愿望和勇气。这也正是我写这组小说要达成的效果:在全球化的时代里,中国人的故事,本来就非常精彩。

我从十五岁开始写小说到现在,写了三十多年了。在题材上我还能出新,在表现手法上更加纯熟,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更加深刻。我经常问我自己:继续写,我还能超越自己吗?这组小说的完成,让我更有信心写下去了。

为北京“立传”,想呈现自己体验出来的空间感

记者:挺好奇的,你写的东西风格都不一样,尤其是《北京传》,本来你是写小说的,怎么写出了这本非虚构?

邱华栋:2017年,有一次我碰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,他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,我说正在读《伦敦传》,是英国作家兼记者彼得·阿克罗伊德写的,很厚,有80万字。看完以后我心里觉得,我在北京生活了30年,应该也给北京写一本书。没想到他听进了心里,没多久就跟我签了约稿合同。

合同一签,我有点焦虑,因为本来想晚一点再写,结果提前了。好在我搜集了很多关于北京的资料,就按照3000年建城史来写提纲,确定了主章和副章的结构。我想,让每一个来北京的外地人拿到手里一看,哦,一书在手,三千年北京历史不愁,能特别轻松地看明白北京的历史文化和空间变化。

记者:三千年的历史怎么呈现?听起来不是一件容易事。为什么想给北京立传?

邱华栋:我写《北京传》的一个特点是,着眼于3000年城市空间感的生长,以及城与人的互相塑造。我发现很多写北京的书,大都是写在北京发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,而我是抓住了北京城的空间感,但又不是建筑书。我就想把这种空间感呈现出来。打个比方,有一个舞台就是北京城,他们写的全是舞台上的人和事,但是舞台本身被忽略了。我的主角就是北京城,这个城经过3000年的生长,也是个巨大的生命体,所以我从最开始的蓟城与燕都,一直写到21世纪北京的国际化大都市与2020年之后的北京——未来之城。

我是一个新北京人,对北京一开始就充满了热爱。刚来的时候,我有北漂的心态,后来变成了新北京人,比北漂多一层稳定感。这种状态恰恰使我对北京城的变化特别敏感。我喜欢建筑,看了很多建筑书。我经常周六周日到处去转。平时看地图,我还会经常想象出某种有内在联系的线路,可能会带动着城市空间怎么变化。

生活在北京,我有好多感同身受的生活经历,比如70年代的劲松,80年代的方庄,一说大家就很亲切。尤其是90年代初北京进入新一轮发展,能明显感到各种高楼迅速站起来。我甚至看一眼就知道那个楼有多高,那时我们经常打赌,比如看见京城大厦新起的,他们就让我说多高,我说这个有180米,后来一查,基本差不多。我记得写到2020年北京城市副中心,我开车过去感受运河两岸,和副中心的空间结构。我也进出大兴国际机场,仔细观察,那种空间感是自己体验出来的。

这本书出来之后,他们都说,你这个还挺新鲜,一路写到当代,而且三分之一都写到了1949年以后的北京。有些研究北京的朋友也指出了一些小问题,再版时这些地方都做了修订。实际上,有的地方我留了伏笔,比如民国时期我写了《正阳门火车站》《老舍》两个副章,其实这个副章可以无限延伸,还能再慢慢填。总之,这个非虚构的《北京传》是表达我对北京的热爱。

记者:你对北京真挺熟悉的。说起来,你在北京不仅有小家,也有为这个城市奋斗的青春吧。

邱华栋:我毕业时分配到北京的机关单位,后来考进报社当记者。记者这个职业需要非常敏锐地捕捉城市的变化。慢慢地,白天跑新闻,晚上回家我还喜欢写写东西。

90年代初,有一个新闻对我影响很大。就是京广大厦有个蜘蛛人高空作业时摔死了。白天我跑完现场发了个200字的简讯,晚上回家心里还是难过……后来就写了篇小说《蜘蛛人》。小说里那个银色的蜘蛛人很孤独,但是他很快乐,他每天生活在城市的上空,看待世界的眼光比我们更高更开阔。后来他又找到一个女蜘蛛人,他们还生了一个小蜘蛛人。写这么一篇小说,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帮我把心里的哀伤化解了。

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文学出发的地方。一个新闻,其实它结束之后,往往会给作家带来更深的人文思考。我就通过文学的想象,把发生的新闻事件变成文学作品。比如我看到街上搞时装展览的,我就写了时装人,看到公关公司,就写了公关人,1992年到1999年近十年间,北京的变迁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,我写了比较诗化和意象突出的城市小说。写年轻人到北京寻找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,他们的挫折、欢乐和痛苦等等。也写到了北京迅速的变化,亮马河、三里屯、国贸商务区这种城市景观作为背景也进入到我的作品。这些作品的当代性被一些文学研究者认为是城市文学,成为我那时的写作风格。

武术教练也是我的语文老师;阅读是写作之母

记者:之前听过音频里的小说《十侠》,挺难想象这一系列的几本书是同一个作者。

邱华栋:我从初一到高三练过六年武术,当时我们学校有个武术队,每天练四个小时,练拳、练器械、练刀枪。后来,我的武术教练黄加震成了我的高中语文老师,我的武术练得不是最好的,我的作文他总是给我打很高的分。

我记得很清楚,三四年前我去上海看望黄加震老师,他马上八十大寿了。20年没见了,老师很高兴。那天他把所有的兵器都拿出来了,各种刀枪棍剑,包括暗器都有二十多种,放了一屋子。他这样欢迎我,我也特别感动。一块去的上海小说家陈仓也很兴奋,后来我一时兴起,就把一个特别大、特别沉的大刀扛下楼。在花园里,79岁的黄老师单手一个弓步就把刀举起来,关键是他的刀举起来跟身体是一条线,这个动作特别难做。我也想跟着做一遍,根本就不行。我当时就想,人生成长过程中难得有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老师,我应该写一本武侠小说献给黄加震老师祝寿才好。

我上初中喜欢看武侠,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,常常看得心情激动。当时还写过一个武侠小说。这两年我读了不少正史、轶闻杂记、宋代话本、侠义小说,当年的兴味重新催动我下笔。有一天突发奇想,我就从春秋时期的刺客豫让写起,按年代由远及近排序,一直写到清代《剑笈》,梳理出一条绵延两千年来中国侠义精神的演变。

记者:写不同风格的作品,如何保持创作的动力?

邱华栋:我写东西很杂。我写长篇小说,也写文学笔记、小说、散文等。我不喜欢被认作一成不变的作家。为了保持兴趣,我经常换换手,左手写了当代的,右手就写历史的,也许以后还会尝试科幻小说。希望读者也能看到我的变化。

我写作的时候习惯听纯音乐,比如写《十侠》就听琵琶等古曲,有段时间我常听《广陵散》,听多了,眼前就出现打铁的嵇康,一个少年侠客的形象……写《哈瓦那波浪》就听各种交响乐。音乐能调动情绪的起伏,激发很多想象力,而且很容易入定,这是我自己写作的一个方式。

记者:刚才说你年少就开始写作,最初是怎么被激发出来的?

邱华栋:我出生在新疆昌吉市,那是在戈壁滩边上的一座小城市,抬头就能看到天山雪峰。我小学五年级就读了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,虽然看得懵懵懂懂,但觉得里面有一种文采。上初中以后,我在报刊亭买文学杂志,像《青年文学》《收获》《当代》,买回家一看,就觉得跟小时候听的评书不一样了,竟然有作家能写身边的生活。阅读真是写作之母,阅读会不断激发潜能、开阔视野。

我从十五岁开始写作,是进入青春期的一个忧郁少年,写小说、写诗,抒发胸臆。我一开始写,根据新疆风物,想象一些动物拟人化的故事,比如写一只火狐狸怎么样躲避一个老猎人的追踪等等,写了二十来篇,有二三十万字。四川少儿社出版“小作家丛书”系列,出版了一本我写的小说集。当时是1988年,我正在准备高考,夏天我就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免试破格录取了。我当时也不敢相信,因为文学写作而上了重点大学,我觉得真是幸运。

记者:上大学对你来说有哪些难忘记忆?

邱华栋:大学对我来说,最重要的就是眼界的开阔。我当时在图书馆是按字母排序读书的,从a字头开始,把a字头作家的全找出来读一遍,abcd……依次读下来。学校那时候文学氛围很浓,有浪潮石文学社、珞珈诗社。我们花了好几年时间学习不同类型作家、诗人的作品,写了好多小说和诗。

我有时候在大学里开讲座,总是苦口婆心地对大学生们说,尽管我们在网络时代,但读书仍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成长因素。我觉得一本书的有限,恰恰决定了它的无限。而且,阅读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,能唤起丰富的生命经验,所以,我还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多读书。

写作就像玩泥巴;此地此在即是故乡

记者:你觉得作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才能?

邱华栋:我很认同这句话:观察、体验、想象,一个作家只要有这三种才能中的任何一种,都可以成为好作家。我觉得观察生活、观察人物细节是一种能力。比如听路上的行人说话,就很有意思。有的人是观察力特别强,比如契诃夫。有的人是体验很深,谈一次恋爱,能写50本小说,比如琼瑶。有的人属于想象力很厉害,比如写《魔戒》的托尔金,他完全是再造一个世界。

记者:感觉写作对你来说是挺愉快的。

邱华栋:就写作本身来讲,创作的快乐是巨大的。我们可以把他人的生活挪到作品中来,进行再创造,表达对生活对人生的看法,其实也是一种成就感。写作还有一种游戏的喜悦,就像小时候玩泥巴,有一种快乐在里面,也是一种满足感。

记者:挺奇妙的,你的心态不像年过五十的人,连头发都是一根根向上的姿态。

邱华栋:心态年轻,这可能跟在新疆长大有关系,一出门看到的都是雪山、大漠,心情开阔。我小时候就憧憬很多极限运动,比如潜水、登山。前两年,我还去健身格斗房打拳,四周一看,很少有我这个岁数还来练搏击的。

记者:平时生活中是什么状态,在北京这么多年,会有乡愁记忆吗?

邱华栋:我是一个很随性的人。我虽然在新疆出生,但我的老家是河南,我觉得我很难书写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故乡。刘心武老师早早就发现我这个特征,他说我写了很多“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”。在我看来,此地此在即故乡,北京也是我的故乡。

文/本报记者  李喆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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