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天天快播报】歌德:当伟大友谊变为文艺生产力

2022-07-01 06:30:58

来源:北京日报

不同的时代谈论歌德,会因不同的问题意识而常谈常新。当此“文学大师”遍地行走而又彼此睥睨的时代,谈论这位真正的、不朽的大师,意味着什么呢?

歌德有两个挚友,一个是同行席勒,一个是“迷弟”爱克曼。他们的友谊,有见证,有结晶。前者汇集成《歌德席勒文学书简》,后者整理成《歌德谈话录》。歌德和席勒,即使有争辩,也不会真翻脸,伤感情。这段佳话若放在魏晋,也能补写一篇《世说新语·海外》。大文艺家的成功,多在于人格魅力。我想其指标是——作为异性恋者,有无同性追随者。异性追随者不算,因为你不能排除激素的作用。

歌德有仰慕者爱克曼,就像皇帝有了随行史官,搞出起居言行实录。偶像的日常生活,言谈思想,事无巨细。一个底层“民间仰慕者”,和圈内权威做密友,这种概率类似巴菲特不仅和你共进午餐,还答应陪你吃好多年。爱克曼的追逐,是每个小镇文艺青年的学习样本。为了和文豪有交集,死心塌地地刻苦,没有话题,就创造话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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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勒对歌德也曾有怪异想法。他觉得歌德是“一个既骄傲而又古板的女人,得跟她弄出个孩子来,让她在世人面前丢人现眼才解气。”这看似是出于对手的敌意,其实也算是变相的爱意。毕竟,席勒想尝试接触歌德,看看能碰撞出什么,哪怕结果只是丑闻。这与恩格斯的直觉不谋而合:歌德身上总是同时融合伟大(骄傲)和庸俗(古板),是一个充满市民气息的思想家。

不要迷信“知解力”

爱克曼经常迷惑、好问,歌德常缄默不语。“他和平常一样严守秘密,只是吃惊地看着我”“你把我的手稿带回家去,好好地把它研究一番”。《歌德谈话录》所述,多是思维、认识与观察的方法,而非知识技艺的传授。它试图呈现一种“思考的生活”。这与孔子一样,重视启发、“化育”作用。文艺滋养,并不是靠喝几杯手冲,参加几次读书沙龙,就能装成的。

歌德重视生活经验,总想创造“第二自然”,所以才说理论是灰色的。不要迷信“知解力”,也是对如今人文学科研究的劝告。《浮士德》的不同凡响,在于混沌未明的状态,并非靠理性洞明,观念阐释。“一切想用知解力去理解它的尝试都是徒劳的。人们也得想一想,第一部是从个人的某种昏暗状态中产生的。不过正是这种昏暗状态对人们具有诱惑力,人们还是想竭尽全力去了解它,正如对待一切不可解决的问题那样。”文学魅力存于暧昧不明的时刻。而大多研究把本来那点儿有意思,都变成了没意思。

这源于我们常把文学理解等同于意义阐释,忽略了经验的想象。文学研究,不是靠文本的脚,穿上理论的鞋,那种论文,看上去仍是“假肢”。歌德是一个反观念论者,始终在协调经验与想象的关系。想象力有边界尺度,有客观之维,它基于强大现实感之上。“我指的不是模糊不清的,脱离客观存在的那种想象力,而是不离开地球的现实土壤、根据真实的和已知的事物的尺度,迈向预感到的和猜想到的事物的想象力。”而经验,正如他的莱比锡学友伯里施所言,是通过经历,体验到不欲经验的必须经验的东西。

经验常是遭遇的必然,想象多是主动的自由。从前者到后者,是认识规律在文艺活动中的自然呈现。歌德对弥尔顿的评论,说明原本的限制性因素,反而会激发创造性想象,换得精神自由。“弥尔顿是很伟大的。他自己的失明有利于他把参孙的情况描绘得很真实。”《力士参孙》的悲剧比任何近代诗人作品都更显出古希腊精神,这种看法建立在肃穆崇高的古典审美趣味上。

反对从观念出发

但歌德并没有忽略生活中“反讽的悲剧性”。拿破仑被放逐囚禁,只是历史叙述,观念意义的悲剧。歌德却强调作为艺术经验的悲剧。“制服控”的拿破仑,想换一身全新的深绿制服,但岛上的布,颜色不纯,实际是淡黄色。从效果看,它和那件常年日晒的旧制服,并无二致。“拿破仑除了让人把他的旧制服翻新之外别无他法,结果他穿的还是他的那套旧制服。”“这是不是一种非常悲惨的结局?这位君主最后竟落得不得不穿一套翻新的制服的下场,这难道不让人感动吗?”

歌德用悲惨和感动,形容这个琐碎的反讽时刻。我想他完全可将其改编为一部历史剧——《岛上拿破仑的旧制服》,可惜没有写。这个讲给爱克曼的故事,旨在说明:无论历史还是艺术,都要反对从观念出发。“一个人如果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,为实行某种观念而牺牲一切,这是多么危险啊。”几百万人具体的生命幸福,始终高于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传播。

《歌德谈话录》所涉的诸多主题,也是《歌德席勒文学书简》的焦点。譬如,创作从现实还是观念出发,决定了从特殊性里发现普遍,还是于普遍性里找到特殊。在评价《亲和力》时,歌德就给出论断:“在这部作品里没有一行不是我亲身经历过的,可是没有一行是像我所经历过的那样。这同样适用于发生在塞森海姆的故事。”这个解释完全可以视为“典型论”的来源:它从个体经验上升、提炼集体经验,人物形象亦是如此。

抽象与具象,主观与客观,推及审美风格,又形成素朴和感伤的区别。我们常把两者对应、简化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。席勒初识歌德的致信,也是批评的自剖。“我有好多抽象观念缺乏对象,缺乏实体,是您引导我获得可寻觅它们的线索。您那观察的目光,它那样平静、纯洁地落在客观事物上……而不论抽象推论,还是随意的、只听从主观意志的想象力,却都很容易误入歧途。”“您将自然视为一个整体,以阐释其中的个体;在大自然表现形式的总体中您寻找着解释个体的因由……您犹如仿照自然的创造再创造着它。”

彼此激励的“生态系统”

歌德的友谊观,取决于他对“认识自己”这句箴言的理解。他没有简单将其视为反思自省,抽象内观。相反,唯有通过他人的镜像,才能切近自己。席勒和爱克曼代表两种类型,前者是竞争与激励,后者是追随与认同。“孤零零一个人是不好的,单干特别不好;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,需要得到别人的同情和激励。我要感谢席勒,是他激励我创作了我的拟古诗《阿喀琉斯》和我的许多叙事谣曲。我要是完成《浮士德》的第二部,也有你的一份功劳。”

而我更看重歌德、席勒营造的文艺批评“生态系统”。那种思想缠绕,对撞回旋,探讨琢磨的相互倚重,是如今文坛思想界早已绝迹的现象。文人相惜如何变成相妒相轻,相互激励怎么就成了争相夺利?说到底,还是实际利益(职称、奖项和待遇),影响了原本该有的眼光、识见与胸怀。书信中,歌德席勒交换意见,共同修改,相互影响,两厢成全。这让人联想,如今人文社科领域,大量合作论文涌现,是否也因为伟大的友谊?学者们难道都开始观点融合,思想合作,走向新的“学术共同体”?

这种疑问,应当扪心自问,答案不言而喻。我们追慕歌德的友谊,因为那是“精神奢侈品”,其纯粹、高贵和专注,令人感怀。它从文艺和思想中,追寻爱与自由;而不是从学术和论文中,寻找项目职称。席勒像沉潜歌德心中的青春镜像,唤起他原以为逝去的突进精神。原本一个年轻人的威胁,最终将变成思想电弧,就像卵子在受精刹那,会产生一道闪光。他对席勒写道,“您使我青春复得,让我再次挥动几乎已搁置的笔,又成为一个诗人了。”

友谊不应只追求虚假的同一性,那不过是自恋的另一表现,也不能指望朋友成为“另一自我”。歌德认为,好感和喜爱于友谊无补。二人无论性格还是理念,都迥然不同,但这不影响他们亲密无间,牢固长久。这源于他们有相通的高峰体验,在追求上相互支持,在道路上纵有分歧又如何?“真正的、富有成效的友谊在于,我们在生活里并肩携手,他赞同我的目标,我支持他的追求,我们就这样坚定不移地共同向前。”这种说法相当迷人,甚至对于伴侣的至高想象,也不过如此。不应眼红歌德如此幸运,毕竟,我们也没有歌德那样的才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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