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界观热点:旮旯里的鞋摊 夹缝里的叙事

2022-08-05 05:38:47

来源:北京青年报
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◎曾攀

从叙事结构而言,王昕朋的小说往往是事件驱动型的写作,从难以纾解的矛盾中生发故事,以此牵引人物关系,使得小说具备一种系统性的架构,由是探询当代性的现实命题,构筑总体性的价值观念。这是传统现实主义的书写模式,但又因其小说强烈的现实观察和当代意识,令叙事的内核不断赋新与赋形。考察这个很有意思,因为在后现代社会历史境况中,小说容易步入消解化与碎片化的畛域,时常局限于表达细小的情绪,传递私密的情感。因此,小说需要重建一种新的“现实”,实践从事件到故事,再进入叙事视阈的伦理修辞和价值再造。

具体而言,事件驱动型的小说,往往经由如下路径生成叙事:其一为发酵性事件,肇始于故事的开端,不同人物悉数登场,各方力量在周旋,但始终处于蕴蓄阶段,没有形成具体的判断与演变;其二是推动性事件。故事于焉构成进展,改变了启动或起步的局势,处于引起质变前的量变;其三是转折性事件,小说产生转机或转圜,主体间可好可坏、或善或恶的力量发生变迭,但在倾斜的天平中保留悬念;其四是决定性事件,故事的突变与人性的豹变流溢其中,甚至直接做出方向性的选择,指向事情的阶段性终点,辨析事件之性质与人情之伦理;最后是延伸性事件,常常交代叙事走向与人物命运,又或提供开放性结局,当然,此中亦可以是意外的转折、反转,却常常指涉价值的升华和意义的昭彰。

王昕朋的小说《北京旮旯》(《当代》2022年第4期),事件发生在北京新华一社区与二社区,所谓“旮旯”,说的是一社区与二社区的两栋大楼之间有一过道,大约四米多宽的弹丸之地,然而正是在如此狭窄的场域,却纠集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对弈。张四来自大别山,出身底层,来京谋生。他古道热肠,利用自己早晚的休息时间,为工地的工友义务修鞋,随后开始以此维生,一次偶然的经历,他捡到了一只金戒指,这可把他急坏了,只见他四处奔波,只为物归原主。对于不同的人而言,都能够触动自身情感机制的事件,这是促使其行动,甚至转换其思想的关键所在。在四处找寻无果后,张四干脆将修鞋摊开在最可能出现失主的一、二社区的两栋大楼的旮旯处。“张四挨着一社区那栋楼的西北角,占了大约两平方米的地方摆了个鞋摊。”那是他赖以谋生的地方,因而另有一重价值乃至伦理在。

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,在现实中,这个旮旯不断遭受来自外界的干预和侵扰。因为那里正是小说开头受区领导点名批评的管理死角。谋生之地与安身之所的丧失,使张四面临双重的同时也是深刻的现实/精神危机。而剩下的,便唯有情感的牵连,这也是为什么张四在受挫之后重返北京的缘由。

小说里,张四回到北京后,在车站经历了一个转折性的事件,在罕见的暴雨中,他身先士卒、不畏生死,帮助一社区抗洪排涝,获得了一致的认可;最终,张四慢慢学会了修鞋、修锁、配钥匙、理发、修自行车、三轮车、电动车,通下水道……这决定了他能够真正在北京立足;不仅如此,小说收尾处,还延伸出张四安身北京后娶妻生子的生活现状,以及他在一社区得到邻里的喜爱,并得到区里的表彰。这不仅呈示出底层人物的主体进阶,更代表着不同阶层、职业、身份在矛盾中的融合发展。小说也由此完成了从事件的多重发端,到故事的完整形塑,再到文化辨知的叙事建构。

综而言之,王昕朋小说提示着当代中国的一种新问题主义的叙事形态,尽管在情感现实与话语修辞层面尚有可讨论之处,但其发现并处置现实问题的内在旨向,尤其是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判断与文化重估,颇为难能可贵,譬如在《北京旮旯》里,如何定义、面对和处置所谓之“盲流”,如何对待那些弱势的个体/群体,不仅考验社会治理的观念和方法,而且考量着此一时代的精神状况。不得不说,如是之叙事形态,使得王昕朋的小说既成为了传统现实主义述写的余续,又因其独具只眼的当代认知尤其是基于当下中国的问题措置,从而创生出新的价值理念和文化动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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