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页愚园路上，每一条里弄，每一幢老建筑，几乎都蕴含着一段动人的故事，出现过不少撬动近代史的重要人物，因而留下传奇无数。
仅以愚园路1015号这座西班牙式建筑来说，数十年间，周作民、杜聿明、李济深的身影相继在此穿梭而过，影响着时代的风云变幻。曾几何时，这里成为长宁区工商联的驻地。记得多曾陪祖父前来此与昔日老友聚会，只是对屋内陈设不复记忆。十数年前，一对热爱老建筑的母子相中这栋老宅，在这里开设了一家有品位的老上海餐厅。热爱海派文化的老克勒常结伴而来，品味佳肴，回忆过往。白先勇先生每次来沪，差不多都会邀上三五知己到此论曲说文，也对餐厅的上海熏鱼、糖醋小排、糯米莲藕、花椒莴笋等流连忘返。
这个建筑的底层有一间弧形状大客厅，阳光透过落地钢窗照射到屋内，洒下斑驳影子，极富浪漫色彩。屋外有一片大草坪，四季常青。不远处还有一座中国式庭院，小桥流水，假山绿树，交相辉映，简直是一处浑然天成的录影棚。故此，《可凡倾听》开播后，这个老宅便成了节目会客厅，我常常约嘉宾在此做访问。海内外宾客纷至沓来，近百年的老宅又接续新的文脉，唱出时代新声——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一
歌唱家朱逢博，由同济大学建筑系高才生华丽转身，成为当代流行音乐开拓者之一，与李谷一南北呼应，引发一股音乐潮流。她演唱的一首首经典歌曲，因其清澈甜美的嗓音，深情委婉的旋律，醉倒无数乐迷。
只是随着丈夫施鸿鄂先生的离世，朱逢博老师就深居简出。幸得其家人、学生倾心照顾，她才慢慢走出悲痛，重新整顿心情，回归公众视线，也接受了我们的专访。与往昔相比，采访中的朱老师语速明显缓慢了，记忆仿佛一条曲曲折折的小溪，蜿蜒前行，有时又会溅出些许水花。在她那里，诸多事业高光点似乎已有意无意被遗忘，浓墨重彩的倒是师友们曾给予她的那些温暖。
采访中，虽已耄耋之年，她仍清晰地记得当年王昆老师来上海演《白毛女》时，对她这个拉大幕的小姑娘投以青眼，并让她随便唱一曲。她也不怯场，唱起了电影《红日》主题曲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。那清脆甜美的嗓音令王昆欣喜不已，认为她很有天赋。每次王昆演出时，朱逢博总是躲在侧幕间，观察并揣摩老师的声音处理与气息运用。所以，她戏称，幕后偷艺是她的音乐“胎教”。
朱逢博与谷建芬则是惺惺相惜的莫逆之交。或许是山东人与生俱来的侠肝义胆，朱逢博老师向来愿意为同行两肋插刀、仗义执言。看到李谷一因“气声”唱法遭“围剿”，她毅然挺身而出。同样，谷建芬身处争议漩涡之中时，她也毫不犹豫地站在好友一边。谷建芬回忆：“我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朱逢博给我写信，鼓励我决不能停下手中的笔，并且表示要出版一张谷建芬作品集。那封信并不长，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与温暖。”不过，朱老师并没有将此事看得很重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我们是‘铁哥们儿’，自然得站在一起。”
说起丈夫施鸿鄂，她印象最深的是，自己首度去他琴房求教时竟差点吃闭门羹。彼时的朱逢博还只是一个“灰姑娘”，而施鸿鄂早已是名噪一时的歌唱家。那次，施鸿鄂刚听朱逢博唱了几句，便拿起杯子到楼上喝水，一去便一个多小时。但令他意外的是，待他回到琴房，发现朱逢博仍虔诚地站立在那里……天长日久，他俩在艺术切磋中相知相恋，终于成为一对乐坛伉俪。朱老师说，他们结婚时没有置办任何贵重物品，但深厚的情感让他们彼此欣赏、长相厮守。
二
赖声川，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戏剧导演之一，30年来，他与他的“表演工作坊”已成为一块金字招牌。从冰火碰撞的《暗恋桃花源》，到笑中带泪的《宝岛一村》；从“四不像”的相声剧系列，到连演8个小时的《如梦之梦》，其作品一再突破陈规，挑战传统，创意可谓天马行空。
赖导的母亲是宁波人，曾在上海生活过，对这座城市感情笃深，家里亲戚均能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，一日三餐桌上摆的都是地道的上海菜。因此，来到上海后，赖导有种时光穿越之感，觉得自己回到了父母那代人的生活场景之中。他早年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攻读戏剧专业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戏剧理论，即“不要去定义它，或许能够渐渐地寻找它的定义”。正是抱定这样的理念，他留学归来后创办表演工作坊一炮而响，《那一夜我们说相声》这样所谓的“相声剧”横空出世。
而大陆观众对赖声川的熟知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部经典之作《暗恋桃花源》。这部剧讲述的是“暗恋”和“桃花源”两个剧组同时与剧场签订了彩排合约，双方争执不下，最后不得不共用场地一起排练，竟意外造就了一场古今交错、悲喜交加的舞台奇观。该剧的不少场景都安置在上海，赖导以为上海情结其实一直暗藏在他的潜意识里，那个时代上海的建筑、身着旗袍的婀娜女性，均成为其创作的灵感。
赖声川认为灵感不可能凭空降临，而是来自对人生的好奇。他常常会在公共场合，譬如马路上、餐厅里仔细观察周围经过的人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，推断或假设其生命历程，从中发现一个人身上所拥有的喜剧与悲剧成分。在此基础上，再注入passion（激情）和compassion（怜悯）这两种元素，让人物更趋立体感。因为，假如没有passion，便无法探寻生活真谛；而缺少了compassion，便会陷入嘲讽或谩骂世人的泥淖，戏剧也就因此退化成机械的说教。所以，赖导创作时，首先是将自己还原成工匠，丢弃“风格”和“主义”等形而上的概念，以开放的心态去捕捉生活的细枝末节，让自己不被条条框框所束缚。进入排练阶段，他也有独门绝技，即“集体即兴创作”，在演员的即兴表演中捕捉灵感的火花。或许，正是这样的碰撞，让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灵动的生活气息，而少有闭门造车的艰涩感。
三
与赖声川一样，畅销书《达·芬奇密码》作者丹·布朗在老宅里谈自己的创作时，也涉及了灵感这个话题。他从经典小说样式中汲取了许多精华，再通过个人的创作得到一种融合侦探、科幻、悬疑、高科技、言情等众多流行因素的小说文体。在写作时，他始终以十二分的耐心和毅力，对待键盘敲下的每一个字。对他来说，最痛苦的莫过于灵感丧失、思路卡壳。他说：“灵感这个东西极为奇妙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却又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你周遭。有时候，一阙音乐、一幅图片，或许就可令人茅塞顿开。”正是这样的灵感方式，催生出了他的《数字城堡》《天使与魔鬼》《达·芬奇密码》等佳作。
早在孩提时代，丹·布朗就显露出过人的写作天赋。5岁时，在母亲的记录下，他创作了人生第一本书《长颈鹿、猪和一条着火的裤子》，讲述了长颈鹿、猪以及一条着火的裤子的冒险之旅。完成九年级课程之后，他进入一所私人高中，从老师杰克·希思那里懂得了“简洁即美”的道理，“那时候，我写了一篇有关亚利桑那大峡谷的文章，满心期待着A的分数，没想到老师只给了我C减，这令我大失所望。老师将文章中花里胡哨的形容词全部圈出来，告诫我，作文不可用力过猛，文章如同绘画一般也需要呼吸，只有简洁的文风才能让作品呼吸。”此后，他努力摆脱炫技“恶习”，返璞归真，用心用情讲好故事。
为了使小说悬念迭起、惊心动魄，丹·布朗绞尽脑汁，冥想苦思。有时候压力过大，难以持续写作，他便以自己独创的“失重靴”方法调整心态。所谓“失重靴”方法，就是将头朝下悬挂，那时，人看到的东西是颠倒的，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会不一样。最初，他苦心孤诣创作的作品乏人问津。处女作《数字城堡》首次签售时，他等了整整3个小时，无一读者光顾。后来，他的作品成为畅销书，再签售时，读者大排长龙，队伍足足有3公里长，“有人问：何以能忍受长达5小时的签售活动？我说，想起被人遗弃的时候，我宁愿选择连续数小时劳作。”聊起人生的沉沉浮浮，丹·布朗颇为感慨。
四
荣辱沉浮，喜怒悲欢，对每个人而言，何尝不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，对丹·布朗如此，对黄永玉也如此。
黄永玉先生自20世纪40年代末起，举办过许多次画展，90岁时，却在上海办了自己的文学展“我的文学行当”。那天，演员焦晃、曹雷、童自荣以及作家王安忆、赵丽宏、陈丹燕等分别朗读了他的文学作品，最后，黄永玉先生登台，以浓郁的湘西口音亲自朗读了长篇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第一部的后记：我不太清楚，古往今来世界上有没有第二个这般宽容耐心的杂志主人，让一部小说连载五年之久并且还连载下去的？有朝一日连载完了，不出意外的话——意外只有两个：一、李小林某天忽然大叫：“受不了啦！让这个文章见鬼去吧！”二、我本人中途短命死掉！否则，三部书出齐那天，开个庆祝会……他朗读完，掌声久久。
结束后，我陪老先生到愚园路老宅品尝他久违的上海菜肴，也请他聊聊和这座城市的情感。
大概20年前，黄永玉先生曾在我的留言簿上写下这么一句话：“上海过去是冒险家的乐园，如今是艺术家的摇篮，谁不信，我揍他。”
说起自己在上海的经历，他不无感情：“来上海那年，虽然已经22岁了，但仍身无分文，光应付每月50元的房租，就汗水涔涔了，只有拼命想办法挣钱，可是身无长物，唯有靠木刻赚取微薄的稿费。按当时稿费算，一幅木刻仅5元钱，要刻10幅木刻才交得起房租。问题是，去哪里找那么多正派的报纸刊登这些作品。危难之时，唐弢、臧克家、楼适夷等前辈向我伸出了援手。唐弢先生介绍我给有钱人油画肖像、设计邮票；臧克家先生从自己寒碜的口袋里掏出仅有的几块钱垫付稿费，以解我燃眉之急。还有木刻前辈李桦先生，常常陪我去看电影。由于囊中羞涩，所有的钱只够买电影票而无力支付车费，我们俩就步行从虹口到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看迪士尼电影《幻想曲》。”
除了感受到文坛前辈的关怀，他也在与汪曾祺、黄裳两位挚友的交往中体悟到友谊的珍贵。在《黄裳浅识》一文中他这样写道：“那时候，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，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，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，到致远中学找曾祺，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。”回忆往事，老先生沉浸在欢愉之中，抽了口烟斗，待烟雾慢慢吐出，悠悠地说：“我跟曾祺哪里有钱？吃饭、喝咖啡、看电影、坐车，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付钱的念头。不是不想，不是视若无睹，只是一种饱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。几十年回忆起来，几乎如老酒一般，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。”所以，他在上海的那段日子，生活是清贫、窘迫的，精神却是昂扬、富足的。
那日老宅聚会，在事先未告知的情况下，我们悄悄为黄永玉先生请来了一位他暌违半个多世纪的老友——金庸先生的原配杜冶芬女史。
当年，金庸先生在杭州《东南日报》任职，主理《咪咪博士答客问》专栏。有一次，在回答何种鸭子好吃的问题时，金庸先生认为脖子坚挺、羽毛丰盛的鸭子味道好。不料，有位少年读者并不买账，去信质问：“南京板鸭一根毛没有，怎么那么好吃？”金庸一看字迹如此幼稚，判定必是一个有趣少年，决定登门拜访。他到了少年家，少年的姐姐为他奉茶，他立刻为少年姐姐的美貌所折服，展开追求攻势。那个少年便是日后成为戏剧大家的杜冶秋，姐姐就是杜冶芬。
婚后，杜冶芬随金庸前往香港。金庸先生从事《大公报》国际版翻译工作，还以“林欢”为笔名撰写了大量影评。“林”是因查（金庸原名查良镛）、杜二字部首为木，从而合成“林”字，“欢”则指两人欢愉的新婚生活。只是，由于个性差异，后来两人感情出现罅隙，最终劳燕分飞。
而当年同在《大公报》的黄永玉，是金庸夫妇的朋友。那日，听说永玉先生来沪办展，冶芬女史独自从杭州坐火车来沪与老友会面。见到她时，永玉先生也是喜不自禁。他回忆道，那时候他与金庸夫妇同住九龙湾荔枝角，房子是用木板搭建起来的简易房，生活条件艰苦，却谈笑有鸿儒、往来无白丁。冶芬女史记得，永玉先生当时名义上是编辑，但也经常充当记者角色，为新闻事件画插画。永玉先生说，最大的快乐来自那段上班的行程：“每天下去坐巴士到报馆，到了尖沙咀，坐船到中环天星码头就开始哼交响曲，走到报馆门口，如果没哼完就再往回走，完了再进去。一路上还可以看各家外国航空公司的广告宣传画，就这样，一路哼一路看快乐无比。”1948年，黄永玉在香港大学图书馆举办了平生第一个画展，冶芬女史主动请缨，担任其画展工作人员，负责贵宾签到。我听着老人们回忆往事，既感慨时间的无情流逝，又感受了世间友情的温润美好。
席间，黄永玉先生又一次提到了“爱、怜悯、感恩”。“这辈子得到那么多师友的爱，有种难言的幸福感，只是周遭充斥着蒙昧与幼稚。我们怎么办？巴黎圣母院里一个小圆厅里有句阿拉贡的话，‘可以原谅，不要忘记’，我不同意。有些事，不可原谅，也不能遗忘，只能怜悯。最后是感恩，面对那么多对你好的人，你难道不应该感恩吗？这五个字代表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。”
关于生命，黄永玉先生看得豁达。在他看来，生命的起始与终结是一个自然过程，无须介怀。就像他在《假如我活到一百岁》那首诗里所说的那样：“嘿！有一天将会到来，像一次旅行一样，我将提着小小的行囊，在胸前口袋插一支未开的玫瑰，有如远航的老手，不惊动别人，反手轻轻带上住久了的家门……我与我自己混得太久，我觉得还是做我自己好……”随后，他话锋一转：“不过有一点必须注意，如果没有死透，万不要运走，可以咯吱我一下或用针扎一下，否则后患无穷。”一席话，逗得众人喷饭。
午宴临近尾声，我问他：“如果再过50年、100年，当人们谈起黄永玉时，您希望他们怎么说您？”他几乎不假思索，脱口而出“这个混蛋……”，随即露出狡黠的微笑。
沐浴历史沧桑的老建筑是凝固静止的，只有赋予其人文色彩，才会令其变得灵动流变，滋生出无限生机。
愚园路上这个老宅里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文学家、艺术家的身影，又汇成一个时代的交响，让传奇不断延续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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